原标题：4月起，大兴安岭地区森林、哈尔滨森林消防支队374名消防员，来到各个林区深处驻防点驻守

到林子里去守护这片林区


(资料图片)

2023年5月19日，黑龙江省应急航空救援幸福站，森林消防员在进行悬停营救训练。 新京报记者 彭冲 摄

2022年4月28日，彩琴瞭望塔，森林消防员在观察林海。

哈尔滨森林消防支队沾河大队三中队供图

2022年12月，森林消防员在进行冬季长途拉练。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呼玛大队二十中队供图

和烟一起飘过来的是复杂的味道。不只是熏烤的呛味，松树被烧掉了，会发出一股清香，蚂蚁窝焦了，就像烧烤时撒了一把盐。

人得一次次在林子里走到火跟前，才能辨别出这些气味。在中国东北林区，一批森林消防员在此扎根十余年，有了灵敏的嗅觉。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何建伟，19年的职业生涯里见过上百个火场。一次，他坐着车在路上闻到一股焦味，“是不是哪里着了？”司机摇头，“没有吧。”没走多远，路边一块冒着烟、已经被烧透的林地出现在眼前。

有些器官越来越灵，有的却越来越钝。常年握灭火机的手掌茧子一层盖一层，冻疮一个叠一个，树枝剐出的伤痕留了疤，就像叶脉。在深深浅浅的草塘沟里崴了脚，人感觉不到疼，向火场行进的步子也不会慢。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天气，他们在雪里练习低姿匍匐，没觉得难以忍受。

春天是更让他们提心吊胆的季节。气温回升，空气干燥，是极容易出现森林火灾的时候。从4月开始，来自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和哈尔滨森林消防支队的374名消防员，从营区来到各个林区深处的驻防点驻守，保证一旦有火情，他们能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冰与火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的李斌，来自四川广安。在2011年12月来到大兴安岭之前，他去过最北的区域，是广安的城北。那年，他坐了三天火车，眼见着霜一点点钉上车窗，才抵达了真正的北方。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冷的地方。”这是李斌对大兴安岭的第一印象。北国的冬天漫长又残酷，最北的漠河，气温最低时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地下藏着永久冻土层，有消防员曾想挖坑种树，几铁锹下去，全砸在冰上。生冻疮是不稀奇的事，长时间在室外训练，人的手和脚就开始起水泡、脱皮，严重的时候，连手指甲盖也能掉一两个。

“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多树的地方。”李斌接着感叹。资料显示，东北林区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林区，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据近年统计，全区共有森林面积6.8亿亩，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7%。但这里也是中国最容易发生森林火灾的区域之一，地里干活的农民扔了个烟头，或是雷电击中了哪棵树，都能瞬间在这片冰天雪地里，撕出一条伤口。

火来的时候，借着风势，有时会像鸡爪一样在林子里延伸，“踩”到的地方一片“噼里啪啦”。不像城市，多数时候，这里都没有利用水带灭火的条件——附近没有水源，或者火场海拔高、坡度陡，水泵很难把水抽上来。风力灭火机算是最常用的灭火工具，消防员要紧贴着火线，背着机器、手扶风筒，轰轰隆隆地对着草木吹。早些年，老式机器噪音尤其大，人们听不清彼此讲话，指导员就拿根棍儿，一旦有不对劲儿，挨个儿敲消防员的头盔，提醒他们撤退。

夏天打完火，他们的面罩常能拧出水，衣服后背上的汗渍像一张地图。实在太热的时候，李斌曾试着把面罩撩起来，等到火灭了，他手一搓眉毛，“搓灰一样，全掉了。”高温也会烤干皮肤里的水分，一次从火场退出来，李斌坐在车里扯脸上掉下来的皮，“也会扯到没烧伤的部分，特别疼。”

打火有时要几天甚至半个月，消防员常得在山里过夜。为了减轻负担，他们偶尔会舍弃背囊和帐篷。山里的夜晚气温低，即便是夏天，可能也只有几摄氏度，大家在火烧过的安全地带生一把篝火，围着火坐，看飞蛾把火焰撞得噼噼啪啪地响。冰和火在他们的身体里对峙，“前面特别热，脸热得潮红，后背特别凉。”李斌记得那种难挨的感觉。

抠出一条路

很多森林消防员说，最难熬的并不是灭火的时候，而是看到了火线但还没抵达火场那段时间。空中都是烟和絮状的草木灰，眼睛睁不开，一直流泪，“心里也焦虑。”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呼玛大队教导员苗亮亮说。

着急，脚下还快不了。草塘沟是一种特殊地形，长满杂草的沟洼地形。草的分布并不均匀，长草的地方，根系在土里一年年累积，形成了钟乳石柱一样的高地，踩下去软绵绵的，还会左右晃，脚根本使不上力。不长草的地方，就成了一个个高地间的空隙，被水和泥填满。呼玛大队二十中队分队长何建伟曾掉进这样的褶皱深处。

在这样的地方行走，速度要比平地慢一倍，而且还容易崴脚。背着三四十斤的灭火机具和行囊，消防员还没到火场，体力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何况有时候还要蹚几段河水，翻几个山丘。如果再遇上成片的、长着针叶的马尾松，就得端着油锯一点点地锯，抠出一条路来，“不能抓，抓的话扎手。”何建伟说。

这样大大小小的沟壑，在地图上显然被隐藏了。“有时候GPS显示到火场的直线距离20千米，但真正的山里是爬坡拐角的。”哈尔滨森林消防支队沾河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助理姚方彬说。

迷失方向是很容易的事情。有消防员去河边打水，中途迷了路，再也没回来。一旦没有GPS或者指北针，人们就得靠最朴素的办法，“苔藓多的地方，就是山的阴面。树皮光滑的那一面就是阳面，阴面的就坑坑洼洼。”苗亮亮说。

会开车也会修车

装备在进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消防员可以乘坐履带装甲车和“山猫”特种车行进，能节省时间和体力，提高效率。“但就是太颠了。”大家总开玩笑说，这些车能治结石。

不过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刚加入消防队伍的时候，李斌和灭火机、油锯、水枪等设备一起被塞进运兵车车厢里，颠簸的路段，设备叮叮咣咣地来回蹦，他也在里面跳。车厢本是露天的，只蒙上了一层篷布，在土路上来回一趟，人的嗓子眼儿里窜满了沙子。

履带车的驾驶技巧，和普通车很不一样。沾河大队驾驶员刘士龙介绍，这种车没有方向盘，只有操纵杆，转弯时得加大油门。学会了驾驶特种车，再去学习驾驶普通车，教练总说他“油门踩太重”。

怎么过河沟，链子掉了怎么修，怎么在采伐道上走，刘士龙在驾驶座里坐了17年，一点点积攒经验。现在，他不光能熟练地开车，还能修。队里配发了俄式特种车，由于发动机年头老、缺配件，处于待报废状态。刘士龙自己摸索，中午不休息，查资料，买来零配件一个个往上装，休假期间还到哈尔滨汽修厂做义工，最终成功给特种车换上了国产发动机。

这些特种车辆，不只用于输送人员和装备，也承担着压制火头、碾轧火线、开辟道路的任务。往火线上开的时候，刘士龙也担心，“车比较老，漏油，也害怕有危险。”只有在确保遇到紧急情况能瞬间把车“提”出来的开阔地带，才能往前冲，“对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作为司机还是要负责的。”

更快抵达火场的途径是直升机。但这并不如民航客机舒服，闷热的机舱里充斥着刺鼻的航空煤油味，再配上巨大的噪音和不时的颠簸，消防员都得过晕机呕吐这一关。

沾河大队三中队就属于机降分队。平时，他们会乘机巡护，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在半空中看到的林海是很美的，起初大家都有新鲜感，但这种好奇很快就被消磨没了。后来就是熬时间，人能感受到的只有机身的上下起伏，和会持续一两天的反胃。

火线也是生死线

他们面临的难题远不止这些。

李斌刚来到消防队伍的时候，一次打火打了四五天，食物和水都没了，只能在桦树树干上用刀划开一个槽，拿矿泉水瓶接流出来的树浆喝，“有一点浑浊，还带点甜味。”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包里还有出发前临时塞的三四个馒头，但不够分，只能一个班十个人分一个，“我们班那个馒头传下去之后，回到我手里，还是一整个。”在最贫瘠的环境里，人们生出了最坚实的情谊。李斌看见，旁边一个年轻的消防员，边咬馒头边哭。

各种虫子“三班倒”地围着人转。早上是一种黑色小飞虫，人们叫它“小咬”，它们会认准了汗味儿跟着人飞，中午是“瞎蒙”，也就是牛虻，晚上就轮到了蚊子。最麻烦的是“草爬子”——蜱虫，被这种虫咬了，严重的可能会呼吸衰竭甚至死亡。李斌一次训练完回来，发现腿上扎了个蜱虫，他赶紧拿酒精和碘伏擦。不放心，索性用指甲刀把虫子叮过的那块皮剪下来。

火势大或者火情多的时候，他们就整月呆在林子里。十多年前，何建伟常去打火，“刚从火场出来，补充给养，立马去下一个火场。”一个月不洗澡、不换衣服，脸、脖子都是黑的，他咬牙忍下来。实在受不了，找条河洗个头，就看到一股股黑水从头顶往下流。

有一次，任务终于结束，他们背上背囊、行军锅、帐篷、灭火机，早上不到七点就叮叮咣咣地出发，一直走到中午还没走出来。翻了山还是山，过了河还是河，大家索性不看前路了，耷拉着脑袋看前面人的脚后跟。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隔着两三公里，他们隐约望见一辆车。它的意义不亚于诺亚方舟，已经行进了近十个小时的消防员们吱哇乱叫地往前冲，边跑边哭，边笑边哭。

很多这样的苦都被吞下去，后来回味的时候只觉得有趣，唯独一种苦持续令人煎熬——顾不上家。2014年，大女儿出生，姚方彬请了半个月陪产假，孩子落地第三天，他就因为有灭火任务被提前叫回，“当时爱人还没出院。”2017年，二女儿出生一周，他再次被喊回去。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意外，连妻子都有了预感，问“是不是单位又让你回去”。

妻子没和他说过什么难处，连自己生病做手术也不喊他，只是半开玩笑和他提过一点：怀孕的时候，睡前脱裤子，她弯不下腰，手够不到裤脚，又不好意思喊家里长辈帮忙。姚方彬心里泛酸，结婚近十年，妻子大概有无数个这样尴尬又无奈的时刻，他都不在场，帮不上忙。

何建伟加入消防队伍的第六年，在呼玛县金山乡新街基村打了一场火。他作为一号灭火机手冲在最前，火蔓延很快，把他兜了进去。

“我真正地冲了一次火线。”只要跳过火焰，就是刚刚烧过的、相对安全的火烧迹地。何建伟心一横，像穿水帘洞一样闯了出去，紧接着不是劫后余生的喜悦，他狼狈地咳嗽起来，“我当时觉得还不如被烧死，火烧迹地全是烟，太呛了。”

树干在冒烟，草地在冒烟。之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可以把脸趴进湿土里，阻隔烟气。“哪有湿土，火着过之后，地往下二三十厘米都是干的。”

有些危险不那么显而易见。腐殖层过厚的地方，有时会出现地下火。这种火蔓延速度慢，地表看不见火焰，有时候连烟都不冒，不易被人发现。2010年左右，在大兴安岭，一场地下火在雪下烧了一冬天，毁了10多公顷的林地。

地下火威胁的是树根。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异样的树，可能根系已经被烧空，只需要一阵微风就会倒。何建伟刚做消防员时，一次打完火，累得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歇着，被班长厉声喊走。刚离开没几步，就看到之前坐的位置旁边，几棵树轰然倒地。

面对这些生死瞬间，他们都曾感到恐惧。李斌看起来很皮实，以前每次打火，他都不感到怕，“只觉得亢奋，终于用到我了的感觉。”十年前，在很多个火场上，你能看到跑得最快、最爱往前冲的就是他。直到2019年，四川凉山木里那场森林火灾中，他在牺牲的30名扑火人员名单里，看到了同学的名字。“那之后，我真怕了。”李斌说。

有一次，刘士龙驾驶特种车过河，送了第一批人员抵达火场，下午准备返回接第二批人员时，水位上涨，车被冲了100米远，直到河道的拐弯处，才触到了对岸的陆地。漂在水面上的那十来分钟，他嘱咐车上的消防员，“不要慌，也不要乱动。”但他心里慌得很，手心全是汗。等到了岸上，他决定下车缓一会儿，发现腿都站不住。

在山里才有感觉

其实，他们和火打照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近些年，在东北林区，火灾一直在减少，尤其是人为原因导致的火情。大家的防火意识不断提高，在大兴安岭地区，人们不会在室外抽烟，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防火宣传旗帜和用于灭火的水源，还有人员举着宣传牌，提醒往来司机注意防火。

但每年3月到6月、9月到11月的森林防火期，消防员依然会前置备勤，来到各个林区深处的驻防点，“有火打火，没火训练。”姚方彬说，“‘一主两辅’，主业防火、灭火，辅业是山岳地震救援和水域救援。”

这些驻防点和人间烟火保持着距离。大多数不通快递，附近有个小商店就算是条件不错。呼玛大队的十二站驻防点，位于呼玛县西南角，离呼玛大队营区102公里。这里只有一个信号塔，信号不稳定，而且每次大风天气，为了防止电线被吹断、火星引燃森林，当地都会断电，信号也会被彻底切断。有的消防员为了和家人联系，会办三张不同运营商的电话卡，哪个信号好就用哪个。

队里的年轻人保持着古朴的作息。夏天九点半就要熄灯睡觉，没有城里的娱乐活动，他们有自己消解孤独的方式：打篮球，下棋，唱歌，看星星。有消防员来自天津，后半夜站岗，第一次看到铺满了星星的天空，他心里发慌，以为要出什么大事，赶忙找领导报告，后来这事儿成了队里的笑话。

在这里时间久了，人们愿意把林子当家。呆了18年的姚方彬常说，如果家人在身边，真想在林子旁边搭个屋子，一直住在里面。前几天，河南的家人给何建伟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该回去了。何建伟也拒绝，“我不想回去，经常进山的人，在山里才有感觉。”

今年38岁的何建伟，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山里，到了城里反而显得笨拙，分不清东南西北，有时候连红绿灯也看不懂，“一次我骑电动车，瞅着灯都是一样的，怎么人家能走、我不能走，还被撞了。”路上全是汽车，吵得他夜里烦躁、睡不好。

钻进了林子，他像一匹马，穿行得游刃有余。什么形状的云预示着怎样的天气，每个时间点太阳应该在哪个方位，他都知道。闯过那次火线后，何建伟调整了心态，最终还是从后勤班转回了一线。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对山林的感情，还有那点儿不甘心，“总不能一直在后面。”

还有一种种荣誉感。对于自己身后的一片片森林，他们随口就能说出一些抽象的意义，比如，地球之肺，涵养着黑龙江、嫩江等河流，是我国重要的林木资源基地。但他们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具体、直观的东西。比如，一片林子在烈焰里逃生，留下的疤痕是好几年都去不掉的，烧断的枝子散在地上，黑漆漆的小树仍旧直立，却再不能生长。但每年4月底、5月初，春天来的时候，总有新的树开始发芽，他们能闻到那股香气，几乎只需要一场大雨、一个晚上，整片山就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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