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城市体系的边缘竞争力是相对无效率的,交换成本高、效率低、规模经济或者独特性红利相对不足。”5月20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年会暨青年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开忠表示,适应和缓解地理相对无效率,是振兴国家城镇体系边缘的必由之路。
他指出,国家城镇体系是一个“核心与边缘”体系,可以从城市的中心类型和区划两个不同角度进行描述。从类型来看,“核心”由中心性最高的传统二线及二线以上的城市组成,“2020年大概有19个,包括已经公布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
与之相对,“边缘”主要由中心性最低的中小城镇组成,主要是县城,包括县级市或乡政府驻地镇,或者街道及其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的区域;“半核心”在取代“核心”和“边缘”之间,由中等中心度的城市组成,主要是14个一型大城市和72个二型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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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边缘地理无效率继续发展,肯定就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杨开忠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应该重点发展核心城市周边的边缘城市,这样既可以借用核心城市的规模效应,也可以解决核心城市的一些问题,“比如承接它缩减的东西。”
“边缘”的基本经济地理特征
“国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深入推进城乡体系融合发展的同时,主要着力两头。”杨开忠指出,所谓“两头”,一边是加快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方式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疏解非核心功能,提升核心功能,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化,加快提升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另一边则是着力振兴国家城市体系边缘,推进乡村振兴行动和以县城为重要依托的城镇化建设以及中小城市承接核心城市非首都功能疏解。
在他看来,对于国家城镇体系,特别是边缘城镇体系的发展,目前尚无一个强有力的分析、预测、指导理论框架。他基于“4D”框架——分割(Division)、距离(Distance)、密度(Density)、异质性(Differentiation)——分析发现,与国家城镇体系“核心”相比,“边缘”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经济地理特征:
一是偏远。与周边的核心城市相比,边缘城镇既相对远离国内国际市场中心,又远离国家或区域权力中心,抓住发展机会需要克服较大的治理障碍;
二是分割。核心城市内外往来相对更加自由,开放水平高,内外联系紧密。但是边缘城镇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一般要以核心、半核心城市为门户,而且与核心城市相互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因此,它的交换成本高、效率低”;
三是低密度。核心城市城区常居人口一般在500万以上,人口规模大、密度高。与此不同,边缘城镇、城区或者镇区的人口一般在100万以下,而且70%以上在50万人口以下,人口的规模相对小,密度低,所以它的发展缺乏规模经济或者规模经济相对不足;
四是异质性红利不足。与核心城市不同,“边缘”促进生产要素生物多样性和乡土文化相对丰裕,但高级生产要素稀缺,地方需求规模小,而且挑战性不足,产业单一,竞争性、创新性、现代性相对薄弱,竞争优势偏弱。
杨开忠认为,从这些维度来看,国家城镇体系的“边缘竞争力”是相对无效率的,交换成本高、效率低,规模经济或者独特性红利相对不足。所以,适应和缓解地理相对无效率,是振兴国家城镇体系边缘的必由之路。
振兴“边缘”需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
如何适应和缓解边缘地理相对无效率?
“从根本上讲,要以偏远、分割、低密度、异质四个地理特征为基础,重塑边缘经济地理”。杨开忠认为,基本的路径主要是五个:一是消除分割;二是缩短距离;三是促进集聚;四是彰显特色;五是向虚拟空间转型。
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接下来重点发展的应该是核心城市周边的边缘城市,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小城镇可能会面临萎缩。中心聚集和边缘振兴并不矛盾,尽管许多中西部省份资源可能还是有向“中心”聚集的趋势,同时也应该看到有条件的省份也在积极培育“副中心”,“从概念看好像也是集中,但是相对原来的主中心,这就是一种分散”。
首先,要实施基于禀赋的特色竞争战略,尽可能规避交换和规模经济不足。
在他看来,一方面,要发挥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的比较优势,抓住核心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的战略机遇,吸引集聚具有叠加优势的功能,嵌入或者融入更加广域的现代化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另一方面,要营建绿色化、文化复兴以及返璞归真的潮流,实施基于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乡土文化多样性的边缘创意战略。比如,打造一批聚集和发展乡土人才、弘扬乡土文化的一流的“土大学”,形成各具特色的土文化、产学研用互动创意中心。
其次,应实施边缘数字网络化崛起战略。杨开忠认为,虚拟空间包括感知空间和网络空间,具有“三零一无”的特点(零世界、零距离、零成本、无边界),可以使人类活动在一定范围内摆脱现实地理空间的制约,对边缘克服实体空间地理相对无效率意义重大。
他表示,振兴“边缘”需要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把人类活动从实体空间转移到更多的虚拟空间上,推动虚实融合发展。不过,当前的现实是,“边缘”的虚拟空间化远远落后于核心城市,这集中表现在数字经济上。
“要抓住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机遇,实施边缘数字网络化崛起战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速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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